联系我们
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
电话：(86)13810509559
邮箱：changlinjijin@163.com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辰时代大厦1701室
徐门那些事
来源：未知作者：admin日期：2017/10/06浏览：
——记长林导师徐勇
文/秋晓
五月中旬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敲开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办公室的门，他正和学生讨论第二天论文答辩的细节。
窗边的书桌上，放着厚厚一摞论文。随手翻开一篇硕士学位论文，写在最后“致谢”的文字颇动情：“师大最后的两年，能够踏入徐门是我天大的运气，也是我莫大的福气。徐老师广博深厚的学问底蕴，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，温和谦逊的处事风格，诲人不倦的教学风范，让我由衷地感受到‘导师’二字的分量。”
当了20多年老师，徐勇颇为在意学生的评价。他认为做老师最大的快乐和幸福，就是得到学生的认可和肯定。
徐门是徐勇学生的自封，其中有博士后、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和访问学者。他们注册了QQ群——徐门群，发布相关消息、讨论问题之余，还会捣碎一些徐勇老师的轶事。他们以徐门弟子的身份自豪，最欢乐的事情就是一起去徐老师家聚会吃饭，天南地北的海聊。
2012年10月，徐门又增加了两名弟子，他们是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长林）的两位荆门籍大学生——汪明和秦楚(均为化名)。在长林的一次导师见面会上，他们被分到徐勇的门下，他们说这全得益于长林的导师制。
导师制是长林的特色项目，即基金会在为荆门籍大学生提供经济帮助的同时，还为其配对导师陪伴成长，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。这项制度最早由徐勇提出，目前已有30多位导师，主要是荆门籍老乡，徐勇是其中一个。
2013年元旦前夕，汪明第一次参加徐门聚会。徐勇满屋的藏书给汪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从客厅到书房，到卧室，再到阁楼的藏书室，每个房间中都堆着满满当当的书籍。书的类型非常丰富，有史书、有教育学的、有经济学的、有国际关系也有文学，整套房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。
聚会时，他们围坐在徐勇老师身边畅聊，聊书籍、聊历史、聊名人、聊时事、聊人生。谈话中，徐勇的一句话给汪明带来触动：“人是生活在不断行进的历史过程当中。”
他不禁回想起自己近期混乱的生活：每天只在宿舍里睡觉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一本值得读的好书，在宁静的夜晚享受阅读的时光，“是该重拾以前的自己的时候了。”
自此，汪明跟其他徐门弟子一样，认为和自己的导师接触获益匪浅，“徐老师一些睿智、深刻的话，总能给我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和冲击。”
记者：北京长林公益基金的导师制是你最先提出来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
徐勇： 一些荆门同乡最早提出成立基金会时，主要是想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荆门籍大学生，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。因为我在学校，和学生接触较多，对学生比较了解，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最需要的不是经济上的帮助，而是指导他们如何渡过大学四年。因为通过各种绿色助学通道，他们的经济问题已基本解决了，但怎样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，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，这些学生们则比较迷惘。再加上现在的各种诱惑多，对他们而言，精神上的引领比经济上的帮扶更重要，所以我提出要实行导师制，利用在京荆门籍人士的资源，给予来京的青年学子全方位的帮助。此外，我所在的北师大教育学部已经实行本科导师制，也给予了我直接的启示。
记者：这些想法，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？
徐老师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1979年到北师大历史系读书，那个时候只有16岁。虽说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，但我能够离开农村已经很不错了，至于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，自己想学什么，根本不知道。
记者：你参加高考比一般人早一些。
徐老师：是的，我上学比较早， 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我还在上高一，学校觉得我成绩好，就让我去参加高考，为第二年正式参加高考积累点考试经验。1978年毕业的时候，虽然我考了京山县雁门口镇的文科第一名，但还是没考上大学，1979年才考上了。
记者：上大学后，当时是怎样的感觉呢？
徐勇：从小，学校哪个学生官最大，我就做那个，因为成绩非常，老师都非常关注我。来了北京，我就知道差距了。我们班的很多同学，都是往届积累下来的，年龄相差有10多岁，生活经历、背景差别特别大，同学中有的甚至是中学的校长，而我是一个来自偏僻农村的孩子。
身边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学和亲人，年纪又小，思想还没有独立、成熟，所以时常觉得很迷茫，非常痛苦。
记者：上大学的时候，你有指导老师吗？
徐老师：学校没有指定，但老师资源的利用，完全在乎你自己。刚入学，我没有方向。我之所以选择学习历史文献学，是因为入校不久，恰逢学校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00周年，他研究的是历史文献学，很多老师都在讲他的学术，使得我对历史文献学产生了兴趣。不过，现在回首，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样的选择，它对我现在的学术有很大影响。
选定方向后，我的心就特别专一，全心学习了文献学，把一些基本的书都读了，以至于两三年后，我能很骄傲地跟别人打赌：你只要说出任何一部古书的名字，我都知道它在目录学分类中属于哪一部哪一类？这个功夫很了不起，这样我找资料的时候会比别人快得多。
记者：在辅导学生过程中，你主要做什么事情？
徐老师：我把长林的学生，和学校分派我带的学生一体看待。但由于学生多，我基本处于被动的状态，即主要是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。学校分派的学生，指导学位论文是关键，长林学生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，如何带好长林学生，对于我来说，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我们很多长林导师，比如陈刚先生等人，对学生非常热心，而且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培养方法，值得我借鉴。
我对长林学生所做的，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将他们纳入所谓的“徐门”，在聚会时一起参加，一些讲座也让他们前往。在这些活动中，和“徐门”的其他学生认识，这样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帮扶，有一个同门共同建立的成长环境。二是告诫他们，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四年、是实现自我提升的最佳时机，在这四年里，要摒绝其他所好，专心致志地学习，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，开阔视野，优化素质，完善知识结构。与此同时，针对他们不同的专业，强调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，要把自己的专业放在整个人类知识的背景下来考虑，不要太狭隘，更不能作茧自缚。
记者：你闲的时候会干什么？
徐老师：不可能有那种情况。其实我现在最想没事做，好好地看闲书，以兴趣来决定看什么书。现在看书都是因为课题，都是实用性、功利性地看书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。随心所欲地看一些书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拿一本书，随时随地的阅读成为了我的本能和习惯，我觉得把时间浪费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记者：到目前为止，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？
徐老师：你可能是指学术上的吧？这样两件事不知道是不是，算不算？在1992年9月，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登了一个招聘广告，向全世界招聘《中国文化通志》的作者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讲师，试着投了一标，结果中了。记得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开笔仪式时，是李瑞环给我们发的聘书。后来，江泽民给这套书题词、作序，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十多个代表，其中我年龄最小。
还有一次，我要评职称，按照规定，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科研课题。抱着广种薄收的心态，我同时申请了三个项目，一个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规划委员会的项目，一个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，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最后这三个课题都被批准了。
文/秋晓
五月中旬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敲开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办公室的门，他正和学生讨论第二天论文答辩的细节。
窗边的书桌上，放着厚厚一摞论文。随手翻开一篇硕士学位论文，写在最后“致谢”的文字颇动情：“师大最后的两年，能够踏入徐门是我天大的运气，也是我莫大的福气。徐老师广博深厚的学问底蕴，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，温和谦逊的处事风格，诲人不倦的教学风范，让我由衷地感受到‘导师’二字的分量。”
当了20多年老师，徐勇颇为在意学生的评价。他认为做老师最大的快乐和幸福，就是得到学生的认可和肯定。
徐门是徐勇学生的自封，其中有博士后、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和访问学者。他们注册了QQ群——徐门群，发布相关消息、讨论问题之余，还会捣碎一些徐勇老师的轶事。他们以徐门弟子的身份自豪，最欢乐的事情就是一起去徐老师家聚会吃饭，天南地北的海聊。
2012年10月，徐门又增加了两名弟子，他们是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长林）的两位荆门籍大学生——汪明和秦楚(均为化名)。在长林的一次导师见面会上，他们被分到徐勇的门下，他们说这全得益于长林的导师制。
导师制是长林的特色项目，即基金会在为荆门籍大学生提供经济帮助的同时，还为其配对导师陪伴成长，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。这项制度最早由徐勇提出，目前已有30多位导师，主要是荆门籍老乡，徐勇是其中一个。
2013年元旦前夕，汪明第一次参加徐门聚会。徐勇满屋的藏书给汪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从客厅到书房，到卧室，再到阁楼的藏书室，每个房间中都堆着满满当当的书籍。书的类型非常丰富，有史书、有教育学的、有经济学的、有国际关系也有文学，整套房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。
聚会时，他们围坐在徐勇老师身边畅聊，聊书籍、聊历史、聊名人、聊时事、聊人生。谈话中，徐勇的一句话给汪明带来触动：“人是生活在不断行进的历史过程当中。”
他不禁回想起自己近期混乱的生活：每天只在宿舍里睡觉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一本值得读的好书，在宁静的夜晚享受阅读的时光，“是该重拾以前的自己的时候了。”
自此，汪明跟其他徐门弟子一样，认为和自己的导师接触获益匪浅，“徐老师一些睿智、深刻的话，总能给我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和冲击。”
记者：北京长林公益基金的导师制是你最先提出来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
徐勇： 一些荆门同乡最早提出成立基金会时，主要是想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荆门籍大学生，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。因为我在学校，和学生接触较多，对学生比较了解，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最需要的不是经济上的帮助，而是指导他们如何渡过大学四年。因为通过各种绿色助学通道，他们的经济问题已基本解决了，但怎样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，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，这些学生们则比较迷惘。再加上现在的各种诱惑多，对他们而言，精神上的引领比经济上的帮扶更重要，所以我提出要实行导师制，利用在京荆门籍人士的资源，给予来京的青年学子全方位的帮助。此外，我所在的北师大教育学部已经实行本科导师制，也给予了我直接的启示。
记者：这些想法，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？
徐老师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1979年到北师大历史系读书，那个时候只有16岁。虽说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，但我能够离开农村已经很不错了，至于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，自己想学什么，根本不知道。
记者：你参加高考比一般人早一些。
徐老师：是的，我上学比较早， 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我还在上高一，学校觉得我成绩好，就让我去参加高考，为第二年正式参加高考积累点考试经验。1978年毕业的时候，虽然我考了京山县雁门口镇的文科第一名，但还是没考上大学，1979年才考上了。
记者：上大学后，当时是怎样的感觉呢？
徐勇：从小，学校哪个学生官最大，我就做那个，因为成绩非常，老师都非常关注我。来了北京，我就知道差距了。我们班的很多同学，都是往届积累下来的，年龄相差有10多岁，生活经历、背景差别特别大，同学中有的甚至是中学的校长，而我是一个来自偏僻农村的孩子。
身边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学和亲人，年纪又小，思想还没有独立、成熟，所以时常觉得很迷茫，非常痛苦。
记者：上大学的时候，你有指导老师吗？
徐老师：学校没有指定，但老师资源的利用，完全在乎你自己。刚入学，我没有方向。我之所以选择学习历史文献学，是因为入校不久，恰逢学校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00周年，他研究的是历史文献学，很多老师都在讲他的学术，使得我对历史文献学产生了兴趣。不过，现在回首，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样的选择，它对我现在的学术有很大影响。
选定方向后，我的心就特别专一，全心学习了文献学，把一些基本的书都读了，以至于两三年后，我能很骄傲地跟别人打赌：你只要说出任何一部古书的名字，我都知道它在目录学分类中属于哪一部哪一类？这个功夫很了不起，这样我找资料的时候会比别人快得多。
记者：在辅导学生过程中，你主要做什么事情？
徐老师：我把长林的学生，和学校分派我带的学生一体看待。但由于学生多，我基本处于被动的状态，即主要是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。学校分派的学生，指导学位论文是关键，长林学生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，如何带好长林学生，对于我来说，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我们很多长林导师，比如陈刚先生等人，对学生非常热心，而且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培养方法，值得我借鉴。
我对长林学生所做的，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将他们纳入所谓的“徐门”，在聚会时一起参加，一些讲座也让他们前往。在这些活动中，和“徐门”的其他学生认识，这样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帮扶，有一个同门共同建立的成长环境。二是告诫他们，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四年、是实现自我提升的最佳时机，在这四年里，要摒绝其他所好，专心致志地学习，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，开阔视野，优化素质，完善知识结构。与此同时，针对他们不同的专业，强调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，要把自己的专业放在整个人类知识的背景下来考虑，不要太狭隘，更不能作茧自缚。
记者：你闲的时候会干什么？
徐老师：不可能有那种情况。其实我现在最想没事做，好好地看闲书，以兴趣来决定看什么书。现在看书都是因为课题，都是实用性、功利性地看书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。随心所欲地看一些书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拿一本书，随时随地的阅读成为了我的本能和习惯，我觉得把时间浪费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记者：到目前为止，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？
徐老师：你可能是指学术上的吧？这样两件事不知道是不是，算不算？在1992年9月，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登了一个招聘广告，向全世界招聘《中国文化通志》的作者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讲师，试着投了一标，结果中了。记得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开笔仪式时，是李瑞环给我们发的聘书。后来，江泽民给这套书题词、作序，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十多个代表，其中我年龄最小。
还有一次，我要评职称，按照规定，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科研课题。抱着广种薄收的心态，我同时申请了三个项目，一个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规划委员会的项目，一个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，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最后这三个课题都被批准了。
相关文章
- 2022/08/30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十周年庆典活动圆满
- 2021/09/28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2021年励志奖学金评审
- 2021/07/13庆祝建党一百周年——北京长林公益基金
- 2021/07/13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祝各位爱心人士端午
- 2021/07/13世界读书日，一起来阅读吧！